杂交水稻之父是谁，“特等发明奖”之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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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杂交水稻的诞生过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联系袁隆平，对此，袁的秘书、《袁隆平口述自传》一书的记录整理者辛业芸回复：“袁院士在海南基地是亲自坐镇指挥南繁工作，他很忙，不可能为你的报道抽出半小时来听电话的。”辛业芸说，“大协作里面每个人的贡献究竟是多少，这本来就各有各的看法，我们是不会对这种问题予以回应的。”
无论如何，杂交水稻的传奇都在继续。到了1980年代，福建三明农科所技术员谢华安育成了新一代强恢复系“明恢63”，因此他也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明恢63”与颜龙安的不育系“珍汕97”配套，生产出来的种子就是“汕优63”。
由于生物的适应性，一个杂交品种的优势一般只能保持数年至数十年，因此，杂交水稻的品种需要不断更新，没有哪一个品种可以一直包打天下。而“汕优63“从1987年起连续15年种植面积冠居全国，单年最大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是迄今为止国内种植面积最大、推广速度最快、连栽时间最长的品种。由于农村与农业经济体制的变革，朱英国坦承，目前没有哪个品种可以再在全国占据主流，杂交稻品种已进人百花齐放的时代，也不再会有谁能够复制“汕优63”的成功。
“红莲”生不选时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朱英国的遗撼。尽管比袁隆平小9岁，朱英国在杂交水稻界却称得上是自立门户。1974年，他用海南红芒野生稻与莲塘稻杂交，育出新的不育系“红莲型”，在杂交稻领域，这与湖南的“野败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
但是“红莲型”却生不逢时，这又与其出现的时代背景有关。1972年10月，首届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拉开杂交水稻科研大协作的大幕。从1972年到1982年的11年内，共召开了9次杂交水稻协作会。作为湖北省协作组组长，朱英国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他说，每次的开会地点，多是根据当年哪个地方的杂交水稻长得最好来定。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都是在田里开现场会，大家不仅交流杂交和种植经验，也直接分享育种材料，根本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
“但当时的大协作基本上就是在攻关‘野败型’，我们的‘红莲型’仅比‘野败型’晚出来一年，也给了很多单位，但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朱英国说，除了育种，协作组还要负责杂交稻的推广工作。同时，“红莲型”当时也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缺陷，比如育性稳定、纯度、强恢复系难以找到等问题。“但‘野败’之所以能那么快就成功，正是靠全国之力。而‘红莲’的研究长期只有我们一家。”在那几年，就连朱英国自己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研究推广“野败”，顾不上钻研自己的“红莲”。
杂交水稻协作结束以后，朱英国回到武汉大学，在研究力量和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开展研究。直到2000年，他们才克服了“红莲”的上述缺陷，育成一批新的“红莲型”强优杂交组合。这一年，朱英国邀请包括袁隆平在内的全国杂交稻专家开了一个鉴定会。“他们都十分肯定。新的‘红莲型’不育系确实不错，袁先生也表示了支持。”朱英国说，直到21世纪，已经出生近30年的“红莲型”终于得到了大面积种植，到目前为止，全国累积推广面积已超过1亿亩。但是，当年集举国之力推广“野败型”杂交水稻时的那种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