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研究人员对主要的历史事件参加者在斯大林逝世前后的基本活动没有异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斯大林的死亡是否属于自然死亡这个问题上。这就涉及斯大林死亡前后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日后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的角色。另外,在斯大林死亡的医检记录是否是真实的问题上,一贯有很多争议,因为这份记录前后至少被修改过两次,而且前后两份医检报告有明显出入,这也是斯大林非正常死亡的一个重要疑点。还有就是斯大林逝世前后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列宁格勒案"等是否由贝利亚、伊格纳季耶夫等人的人为推动,借此改变国家最高领导人医疗保健制度,从组织程序上为斯大林中风后延误治疗打下铺垫等等问题,都是质疑斯大林非正常死亡的重要论据。
大多数历史资料都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在五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最信任的人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1952年10月份,这种信任达到了顶峰,其标志就是受斯大林委托,马林科夫被指定起草苏共19大政治报告,此前斯大林一贯自己起草党代会上的报告,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修改党章的报告的工作则委托给了赫鲁晓夫。斯大林的这一举动,无论动机如何,最起码都可以看作对这两个人的信任。
斯大林多年的警卫局局长尼古拉·弗拉西克(1896--1967)一直坚持认为斯大林死于贝利亚的谋杀(见《斯大林的阴影》,作者罗金诺夫,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2000年)。他指出,正是借机准备苏共19大,才逐渐形成了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马林科夫等四人着手准备党代表大会,这样在正式和私下场合里接触频繁,有条件就策划阴谋进行磋商。此外,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也依附贝利亚,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警卫工作均由伊格纳季耶夫负责,只有这样的一个集团才有条件策划暗杀斯大林。
80年代担任过苏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后担任过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的瓦列里·博尔金曾接触过一批党内档案,据他在《红色末日》一书中提到,在五十年代初期,斯大林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人,并逐渐冷淡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个人关系。党内集团认为斯大林正准备再一次大规模的党内清洗,全面更换20-30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而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在党代表大会(苏共19大)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他(指斯大林)建议用25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取代政治局,他点出了很多新人的名字。......是谁如何制定了这份名单?斯大林并不认识这些人,是谁帮助他的?我至今对此细节不了解。"
另一方面,斯大林本人也在公开场合点出沃兹涅先斯基、柯西金和库兹尼佐夫等人的名字,说有一天这些年轻人可以成为他的接班人。弗拉西克认为,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为求自保,成为策划暗杀斯大林的根本原因。而另外一些知情人,包括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则是为了扩大或者恢复自己的权力范围。
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录和另外一些俄罗斯当代史学界研究人员的观点,赫鲁晓夫在此时并不是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的积极成员,赫鲁晓夫尽量躲在阴影里,避免给人留下阴谋者的形象。但对于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的活动,赫鲁晓夫应该是知情的。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领导人开始重新划分权利,马林科夫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贝利亚则成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成立的苏联内务部部长;莫洛托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仍旧主管外交;卡冈诺维奇也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伏罗希洛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尔加宁不但留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同时恢复了武装力量部部长的职务,也就是恢复了对军队的控制。按照权利划分,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任。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贝利亚在背后操纵,所有这些组织和人事变动,完全是贝利亚的安排。同时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个安排,因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对无所不能的贝利亚深怀恐惧。如果赫鲁晓夫等人对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的活动不知情,不顺从,那么赫鲁晓夫不会从莫斯科市委书记成为苏联党的领导人。至于为何赫鲁晓夫能够跃升为苏共第一号领导人,则是因为在斯大林多年的独裁体制下,党的权力大为缩小,在当时苏共总书记的实力远远不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和内务部长(贝利亚)。自1941年以后,斯大林有意识地逐渐开始降低苏联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留下的巨大权力遗产中所分得的一杯羹,完全符合在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历次行动中,其个人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