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顾忌谈死亡的忧虑
在中华遗嘱库历年保管的遗嘱中,老年人始终是最主要的人群,但杨颖仪发现,在疫情之后,咨询办理遗嘱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了。“疫情越加让人意识到生死无常,也意识到应该提前交代身后事”。
去年疫情发生后,单位的座机电话临时接到杨颖仪的手机上,居家办公的三个多月里,她的电话一度被打爆。每天几十通电话里,房贷、车贷、一家老小生活成为年轻人的焦虑,有时半夜一两点,还有电话涌进来:“我感冒了,会不会中招死掉,家人该怎么办?”由于疫情无法出门,大部分立遗嘱者开始选择微信遗嘱,即在“幸福留言卡”上表达情感内容。数据显示,2020年里,中华遗嘱库收到近7万份微信遗嘱,其中30岁以下人群占比66.1%。
90后的小杨在幸福留言卡上写道:“关于我的死,只是一个幸运的人终于得偿所愿。终于不用再听到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句话了,这是活着的人无法奢求的快乐。但我希望,活着的人永远都不必知道这为什么是快乐的。”小杨提到了两件未尽之事。一是她在出租屋里的猫,希望有人可以继续照顾它;二是自己的父母,她已购买了涵盖意外身故和自杀身故的保单,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得到一笔赡养费用。
除了小杨,还有不少人在幸福留言卡中交代了遗产:“我其他的游戏账号在我的备忘录里,感觉除了奥比岛和摩尔庄园,其他的应该不能卖什么钱。还有我的乐高也可以卖钱,我的衣服可以捐了,我的器官也都捐了吧,因为可以给还活着的人带来希望。”
但杨颖仪并不提倡这么做。微信遗嘱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主要用来传递亲人、朋友间的叮咛和嘱托,其实更像是给情绪找一个宣泄的出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引导留言者。
多名律师也提醒,民法典继承编对遗嘱的形式有严格要求,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但微信遗嘱只有身份证、姓名等信息,无法保证遗嘱的真实性,因此也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效力。
微信遗嘱越来越受年轻人青睐,但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癌症防治学会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宜安表示,在畅所欲言的同时,应该保持警惕性。胡宜安认为,一是要警惕随意性,令其丧失遗嘱的严肃性。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开展,遗嘱都是针对生命有终的理性应对,不可以游戏化。二是警惕不良生死观念留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可以涵盖几乎绝大多数人群,其中就包括小学生。“试想,如果他们都可以进入微信遗嘱平台,订立遗嘱的话,社会便很有可能由从来不谈死亡走到毫无顾忌地谈死亡的极端。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胡宜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