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去世15周年，披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而身患抑郁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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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在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南京暴行》出版后，她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也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但纯如也相信，真相是不可毁灭的，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

在“火炉”南京，她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在评价《南京暴行》一书时就说，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关于纯如的死去，朱成山非常痛惜，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曾帮助张纯如收集了大量的史实资料。他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的中文水平一般，不能读懂中文资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为她翻译。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

寻访史料

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纯如发现的不只是《拉贝日记》，还有一份珍贵的史料：《魏特琳日记》。20世纪30年代，明妮·魏特琳女士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由于保护了大量南京妇女免遭日本侵略军的蹂躏，魏特琳女士一直为南京市民所铭记，也是纯如最为崇拜的人。不过，这些日记却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沉睡多年。纯如走了，但她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与《南京大屠杀》一道，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