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称南海为，涨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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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隋唐两代，“焦石山”和“象石”两地名的出现，表明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西沙群岛。《隋书》记载，公元607年，“（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其中记载的“焦石山”即礁石，从航程来看确指西沙群岛。唐代杜佑所著《通典》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同样以“焦石山”指称西沙群岛。
唐代又以“象石”指称西沙群岛。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据著名史学家冯承钧先生考证，其所言九洲石位于当今海南省文昌七洲列岛；占不劳山即今越南占婆岛；环王国位于今越南中部。从航程来计算，“象石”即西沙群岛。在后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都有“象石”为西沙群岛的记载。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至晚在汉代，中国人民已经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至晚到隋唐，中国人民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标志着中国南海疆域范围的雏形已经初现。
二、从“石塘”、“长沙”等看宋元明清中国人民对南海的认识以及活动范围
宋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日渐深入，在南海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宋代到清代，南海诸岛的地名具有以下特点：
1、名称繁多。出现石塘、长沙、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千里长沙等等若干名称。据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诸岛石塘、长沙之类的文献、图籍多达百种，名称叫法二十余种。”
2、地名相对集中。基本上采用了石塘和长沙命名各群岛，表明人们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趋向一致。从航线的记载考证，宋代史籍中的长沙多指今西沙群岛，而石塘多指今南沙群岛。同时，出现了专用地名，如用“七洲洋”专指西沙群岛。
3、文献图籍记载频率高。表明人们对南海的关注和了解程度大大提高，对南海的认识更加具体、翔实，不仅对南海的水流、风向等有了一定的掌握，而且对南海海底复杂的地理结构也有了认识，大体上区分出南海航行的危险地带，因此有所谓“上怕七洲、下怕昆仑”的航海谚语。
在宋代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其载：“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由于当时南海诸岛中沙、南沙均为航海的险要之地，即“石床、长沙之险，”且在中国界限之内，所以这一记载表明，至宋代人们已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界限在交洋（即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屿（即Pulo Aor，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外的海岛）一线，中国南海疆域更加清晰。此外，史料表明，至宋代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经常性活动的区域，而且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更成为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
元代文献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元代已经开始将南海诸岛区分为四个岛群。从1329年到1345年曾亲赴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汪大渊，在其所著《岛夷志略》中明确记述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可以说，元代是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区域由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向南沙群岛延展的过渡期。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南海，南海疆域范围由此也大大延伸。
海军驻西沙永兴岛官兵在岛上巡逻
明代关于南海诸岛的史载、图籍大量增多，各类地名林林总总，但总体而言相对集中在石塘、长沙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相近的地名，如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最早标绘南海诸岛的地图，当属1402年李荟和权近所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中在南海海域分别标绘有“石塘”、“长沙”、“石塘海”等地名，根据我国著名南海史地专家吴凤斌先生的研究，它们分别是今东沙、西沙和中沙、南沙。
至清代，中国人民涉历南海的人数日益增多，在南海活动的范围逐步得到稳固；南海四个岛群得到了明确、清晰的区分，南海疆域范围日渐明朗。如成书约在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针对我国到东南亚国家的航线、航程、地理地势，都有十分详细的记载，还对不同群岛分别命名。再如，曾担任过高雷廉总兵官的陈伦炯撰著的《海国闻见录》不仅详细记录了南海地理形势和部分资源情况，还对南海诸岛四个群岛有了更加详尽而精确的记载，对四个海域进行了清晰划分。
值得注意的是，流传于海南民间的《更路簿》（又称《水路簿》）所记载的地名和航线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路线以及渔民对西沙、南沙有关岛、礁、滩、洲的命名情况。它是渔民通过航行实践和渔业生产积累而成的航海指南，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渔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后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充分表明最晚到明代，四个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已经成为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