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慰安妇19毛银梅,89岁,现居住在湖北孝感市,韩裔
毛银梅,原名叫朴娥姬,1923年4月出生,家乡是韩国西南部的全罗道北道风南区。毛银梅5岁时父母双亡,7岁当童养媳。1941年,18岁那年被骗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汉口开的一个大纱厂,“你到那里能赚很多钱。”从此,被押送到日军在汉口的慰安所,成了日本兵的性奴隶。日本投降后被遗弃,后逃亡、流浪到湖北孝感的农村,被中国农民收留并结婚 。因感激上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对外侨的照顾政策改姓毛泽东的“毛”,感激丈夫,取名丈夫喜爱的白色梅花而为“银梅”。如今,丈夫已去世,她和养女住在湖北孝感市郊乡村。
最后的慰安妇20、李凤云,94岁,现居黑龙江东宁县福利院,韩裔
李凤云老家在朝鲜农村,原名李寿段,在慰安所里日本人强迫她改名“西刀米”。据李凤云老人口述:“在十九岁那年,为了给母亲治病,把自己卖了四百八十块钱。招工的人说,到中国能挣到钱,结果被骗到日本人开的妓院。后来又被卖到了叫‘苏苏浪’的慰安所,一天要接待二十来个日本兵,常常遭到毒打。我们都吃不饱,实在饿急了,就去偷点青萝卜吃,被日本兵发现后,就把我们的衣服扒光,用木棍往死里打,之后还得继续给他们糟蹋。” 因为有过去的经历,她失去了生育能力,晚年由镇福利院照顾。
最后的慰安妇21、何玉珍,2015年去世, 广西荔浦县新坪乡汉田村人。
1944年日军占领广西时,何玉珍已结婚并有了孩子。在日军到新坪地区扫荡时,她被抓入据点逼为性奴隶,孩子饿死。她回忆,有几次被日本兵野蛮糟蹋时昏迷在床上,后被日本兵泼凉水才醒过来。日军押解她从新坪又转移到拉莫山区,离得不远的官岩是她娘家,她趁机逃跑。她被强迫为性奴隶的苦难日子约半年。1946年,何玉珍改嫁到3公里外的广西桂林市荔浦县新坪镇广福村,但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抱养了族中孩子,后与养子共同生活。2008年,她公开了自己的经历。
最后的慰安妇22、符桂英,2015年3月28日去世,海南临高县皇桐乡皇桐村人。
1943年,符桂英的丈夫被日本士兵抓劳工。因为担心,她来到村口看望,被日军抓进据点强奸。据她回忆,为了建炮台等军事设施,日军不仅抓人到据点干活,一到晚上,还抢妇女到据点强暴,建起“临时慰安所”。她们要挑水给日军士兵冲凉,“鬼子兵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洗好了看到谁漂亮就强奸谁。”她们深陷魔窟难见天日,同村的女子王玉开曾逃跑,抓回来后被打得死去活来。 从此,她和王玉开都丧失了生育能力。虽然她们都领养了女儿,但仍被人说“日本人跟她睡过”。她选择了把屈辱埋在心里。
最后的慰安妇23、邓玉民,2014年6月19日去世。 苗族,海南保亭响水镇什齐村人。
1943年,16岁的邓玉民与村里60多位苗族男女被骗到县城做劳工,多次被日本军官强暴。以后的两年多里,她被强逼为性奴隶。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人撤退,她们才逃跑。生前,老人和小女儿住在一起。对于老人过去的遭遇,家人很坦然。小女儿说:“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老人是无辜的。”2001年7月,邓玉民等8名海南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老人,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认罪,向她们道歉、赔偿。 2014年5月19日,身患重病的她,吃的是村卫生所开的不到一元钱一包的药粉。在记者看望她一个月后,老人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