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慰安妇，等待日本侵略者的一声道歉！(2)

最后的慰安妇2、陈莲村，89岁， 现居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

    1942年起，陈莲村多次被日军和受日军指令的汉奸胁迫，抓入南茂据点，成为性奴隶。1943年，被抓入南茂据点后受尽欺凌，病况严重，母亲知道后请求保长作保，让女儿出来敷药就回去，待女儿出来后，父母一家立即逃跑，躲藏到山里，直至日军投降。战后，陈莲村离开保亭嫁到了万宁，现与儿子同住。受害情况已经公开并做了公证。儿孙等后辈都理解老人曾经遭受痛苦，希望老人安度晚年，不希望外界打扰老人的生活。

最后的慰安妇3、陈亚扁，88岁，黎族，现居海南陵水本号镇养老院。

     1942年，陈亚扁15岁时被逼为日本人的性奴隶。三年中，她辗转于三亚市海棠湾镇（原藤桥镇）与陵水县本号镇（原祖关镇）砧板营两地军营慰安所。常年被日本兵强暴，经常遭受毒打，眼睛都哭坏了。 “不公平呀！日本既然承认了日本兵以前做的坏事，为什么还是不道歉、不赔偿？” 2006年9月，陈亚扁远赴日本听到判决结果后十分气愤，“官司输了，我不甘心。只要我没死，我就要继续讨回公道！否则我死了都闭不上眼睛。”

最后的慰安妇4、符美菊，90岁，现居海南澄迈中兴镇土垄村。

    1941年，16岁的符美菊被抓到大成镇附近的慰安所充当性奴隶，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直接受害者。22岁时嫁到澄迈中兴镇土垄村。丈夫已去世多年，两个儿子也早去世，媳妇改嫁。目前和孙子王才强生活在一起，已有了重孙。早年受到的摧残，使她一条腿明显粗大，另一条细小枯廋，县残联为她配了一个轮椅。孙子王才强说，奶奶腿病得很重，把针头打进腿上，她也没有感觉了。

最后的慰安妇5、林爱兰，90岁，现居海南临高县南宝镇养老院。

林爱兰是家中独女，一次日军扫荡将她的母亲杀害，扔到了河边，尸骨都没找到。战乱中，父亲也不知所终。    1942年12月，她成为一名抗日女战士。被俘后被关进了日军的据点，日军用木头塞住她的嘴巴，双手吊起，“往死里打”。到了晚上，日军就不顾她的死活，将她作为性工具。由于极力反抗，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打断，造成残废。惨无人道的“慰安妇”经历持续了半年之久，她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教授指出，林爱兰是目前已知的、整个亚洲唯一一名被强逼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

最后的慰安妇6、王志凤，90岁，现居海南澄迈县山口乡美万村。

    17岁时在去外祖婆家舂米回来半路上被日本兵抓去，在山口乡大云市子日军部被逼为“慰安妇”并挖战壕，同时被关押、充当性奴隶的还有五六个少女。1947年，19岁的王志凤嫁给土垄村的钟玉安。 如今，老人耳聋了，被白内障折磨，一只眼已睁不开了。前年有慈善组织到家里义诊，检查下来血压高，因年龄大不适合手术。“希望有机会去做手术。”她的世界里，现在就剩下这个愿望，她希望能看得清楚一些。

最后的慰安妇7、黄有良，88岁， 黎族，现居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

    1941年，14岁的黄有良就被日军强暴。第二年4月，她又被日军抓去，送到藤桥军营充当性奴隶，每天遭受非人的折磨。两年后，她谎称父亲去世要回家送葬，才得以逃出虎口。 2001年11月，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第一次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当庭讲述了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她的悲惨遭遇，控诉日军的暴行。 “不见日本人！”2012年12月，日本友好人士、第22次到海南调查日本侵琼史的日本海南岛近代史研究会创始人佐藤正人联系她，被老人回绝。

最后的慰安妇8、韦绍兰，94岁， 现居广西荔浦县新萍乡桂东村小古告屯。

     1944年冬天，日本鬼子到桂东村小古告屯扫荡，韦绍兰背着女儿被抓。鬼子用汽车把她和其他被抓的女子们拉到马岭镇据点关押，充当日军性奴隶。3个月后，韦绍兰趁夜色背上女儿偷偷逃出了据点，翻山越岭，经过两天步行逃回家。不久，女儿因在据点染病而亡。她在那年的农历七月十三日，生下日本兵的孩子，取名罗善学。丈夫虽然同情她的遭遇，但听着村里风言风语，感到无比的羞辱和仇恨。从此，她成了家族罪人，罗善学则在被视为“日本仔”的环境中长大。2010年，韦绍兰、罗善学母子在中日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到日本作证、控诉日军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