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举措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这就是博古负总责的时期,这时期犯过路线错误。博古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在1935年元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得不开始长征。服从多数而错失其间,1933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不赞成与福建合作,导致十九路军被镇压,第五次反围剿错失良机,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正确决策
博古负总责时犯过路线错误,但在任用干部上做过好事,在1934年12月以前,中央秘书长是由邓颖超担任的,她患肺结核辞职,12月18日后,改由邓小平接任,邓小平以此职务参加了遵义会议,1935年夏邓小平到部队,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改由刘英接任,这是许多相关的人都证实了的。
其实,博古参加四次反“围剿”已经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