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建立了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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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绝对保守秘密，电台工作人员深居简出，断绝了一切社会关系，通信极少。实在需要通信，便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因为这些地方在厅门口都设有一个信袋，服务人员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间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厅门口的信袋内，让收信人自己来取。当时电台工作人员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做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务们以为是有钱人的来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为了避免房东怀疑，他们甚至还常常自己写信从外面投递回来。沪港电台开通后，中共中央同广西左右江苏区的往来电报，都是由港台转发。沪港电台的工作人员虽然相隔千里，也从未见过面，但是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建立了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关系，可以相互辨认出彼此发报的手法。
苏区秘密电台的建立
随着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至1930年，农村红色政权已经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多人。为加强对革命的指导，党中央此时急需在苏区建立电台，保持同各根据地的直接联系。
为适应在苏区建台的需要，党中央首先抓紧报务人员的培训。1930年九十月间，中央从各地抽调16个同志到上海办了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租了一栋楼房，挂出“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由李强实际负责，张沈川教报务，陈保礼教机务，吴克坚管组织、财务，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毛齐华等都是教员。学生对外的名义是工人，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由于这个工厂既没有机器轰鸣声，也不进原材料，不生产产品，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人进厂，自称是自来水公司检修水管的，他到每层楼都看了一遍。过了几天，又有4个“白相人”模样的人闯进工厂，送来一张观音菩萨像，说是这里开了新工厂，特来道喜、讨酒钱，这4个人在厂里东张西望，满口流氓帮话。李强出面接待，给了他们4块大洋，他们才离开。一些同志感到可疑，向组织上反映，要求采取措施。这时顾顺章还没有叛变，训练班归他管。第二天他来到厂里，转了一圈后说不要紧，让大家安心学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由此留下后患。
同年12月17日，学员们在张沈川、曾华伦两名教员指导下，戴着耳机，正在学习收发报，突然，六七个侦探推门而入，用手枪指着众人，大叫“不许动”!特务在全厂仔细搜查一遍后，将张沈川、方仲如、陈坦、石光、苏刚达等20人全部抓走。在敌人搜查过程中，学员谢小康乘敌人不备时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向组织发出预先约定的暗号，表示出了问题。幸亏这暗号亮出，伍云甫走到弄堂门口，看到二楼窗帘已打开(暗号)，就没有进屋。涂作潮当时提着一个油漆桶，走到“工厂”门口，法国巡捕以为他是油漆工人，要他“滚开”，所以也没有被捕。
训练班遭到敌人的破坏后，张沈川等人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张沈川等互串口供，改名换姓，众口一词说是来上海学手艺谋生养家的。任凭敌人施用各种刑罚及软化手段，大家都用事先编好的口供欺骗敌人。敌人尽管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但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只好根据《危害民国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规定判了刑，将他们转到南京陆军监狱。17人被判刑9年10个月，3人被判刑6年6个月；其中陈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因患恶性痢疾，得不到治疗，两年内先后在狱中病逝。陈保礼临终前不断地说：“要听‘妈妈’的话!”意为要大家听党的话。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曾三筹建新的电台，直接同江西的红军通报，同时，派涂作潮等进入江西根据地。涂作潮等原准备随同敌军师长张辉瓒的家属一起赶到江西，因张在国民党对我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时被红军活捉，张家属愿意以护送我电讯器材和人员到江西根据地为条件挽救张的性命。当他们行至南昌时得知张辉瓒已被苏区人民处决，涂作潮等只能冒着危险返回上海。一周后，中央又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曾三到江西根据地。不久，中央还派遣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前往鄂豫皖根据地，派喻杰生等到湘赣西根据地，去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当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3人于1931年3月到达江西宁都时，红军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举办了第一个无线电人员训练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