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战国时期,私人印章就已经很流行了。那时称为“玺”。秦始皇灭六国,得楚和氏璧,凿国玺,“玺”字从此被封建帝王所垄断。皇帝的印章才得称玺,一般人的玺只好称印称章。汉代印章盛行。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阴文,用于封泥之上,后来纸张流行,封泥逐渐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阳文多起来。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阳文印章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写的文字取得阳文正写的文字的复制技术。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东晋时期,道教兴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拓碑的方法很简便。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模勒”就是刊刻。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