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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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了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所著《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沿袭了此说。书中写到:“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中，聂荣臻元帅虽然不像那些专家一样去攻克一个个具体的科学难题，但可以这样说，我国整个国防科技事业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却是他攻克的。……聂帅对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为我国的‘原了弹之父’。”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了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了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报告文学《中国原了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一一中国原了弹之父。”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了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了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该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的贡献，认为:“中国原了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应当说，中国原了弹的成功研制，确实是科学家集体协作攻关的胜利。因此，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

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一一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该书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在该书结尾，著者谈到了对于“中国原了弹之父”的看法:“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了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了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一样，都强调中国原了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但与第四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中国没有原了弹之父。基于同样的理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表现出在对“中国原了弹之父”的研究上，观点日益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