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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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当唐代诗人王昌龄写下这首诗时，作为一个小国的楼兰其实早就不存在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些曾经和楼兰人没什么两样的军人们也许正是在这句话里变得杀气腾腾，进而现实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铁血预言。而在这一至高的国家利益之下，“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以及与其一起出土的织锦“韩仁绣文丸（纨）者子孙无极（即子孙满堂）”又算得了什么呢？据说，楼兰在“三间房”的旁边有一个泥塔，就是楼兰佛塔，佛塔有三层楼高，塔基是方形，塔顶为圆形。与“三间房”一起，成为楼兰古城的标志。那佛塔，分明还在等着信徒的朝圣。
1995年，考古学者在对尼雅遗址发现一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锦护膊，随后其寓意被人们很快“破解”了出来，即是中国古代星占用语，主要表达的是天象占星术和祈求强盛吉利的思想意识。很多人便将这当成一个千年以前的伟大预言，用以表达大国征服的伟大霸气。但是，接下的事情就让人感觉很尴尬了。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织有“讨南羌”文字的织锦残片。经比对，“讨南羌”织锦残片是从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而来。而这个“讨南羌”是指哪里呢？一位羌族的朋友说，他在头条号里看我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时，惊出了一身汗。的确，这话如果连在一起读，真的让人感觉有些太“那个”了。然而，“讨南羌”真的是我们今天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回事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是在汉代，羌在长安以西，与“讨南羌”地理位置不符。而南羌，汉代的一些史籍里虽然出现过，但其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也并不专指我们今天理解的居住在青藏高原的羌族。更何况“讨南羌”的织锦到底出自哪个朝代，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有结论。所以，在时代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便给地理下定义这是不对的，也是容易引起误会和出错的。
羌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汉代有东羌和西羌之说，东羌是东汉时分布在朔方、北地、上郡、五原、西河地区的羌人，他们早在先秦时期就移居于此；西羌则是分布在陇西、汉阳西及金城地区的羌人。这个虽然至今在学术上都有争议，但那应该是学术上的事，和我们老百姓应该关系不大或者说应该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们只要知道这样一个概念便已足够，即是羌族是大禹的后代，他们曾将灭商复羌周武王称为大英雄，周武王是是黄帝姬姓的直系后裔，而大禹也是黄帝的直系后代。
汉羌是同源的，是一家人。即使历史上存在一些讨伐也是兄弟阋墙的事儿，没必要大惊小怪。“南羌”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上：“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这说的是汉武帝时候的事，“四郡”指的是今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意思是汉武帝在河西设置郡县以后，西羌和北匈奴被南北隔绝，相互联系困难，联手对付汉朝的局势已经不是非常现实。所以，这里所说的“南羌”实际上是西羌。因为这个，人们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中的“讨南羌”与赵允国平定西羌之战联系在了一起。
平定西羌之战是公元前61年，汉朝政府对西羌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起因是以先零羌为首的西羌各种反汉，汉宣帝派赵允国率军前往镇压。赵允国兵抵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后，西渡黄河，在都尉府（今青海东南），修筑壁垒，坚守不出。他采取恩威并举的方略，逐步分化、瓦解羌人，期间也大败羌人。十二月，汉军援军到来，与赵允国合击先零，最终打败了羌人，汉宣帝命赵允国屯兵戍卫，双方罢兵。本人以为，像这样的兄弟民族之间战役在中国的历史很多，根本没有必要将它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口号”织成布深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何况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讨南羌”这种宣传口号是要比汉平定西羌之战早或者是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今人需要一种更为科学的解读。
作为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锦织造水平之高让人惊叹，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曾经设置锦官对织锦业实行集中管理结果，其来自于蜀地，说明蜀地织锦能够代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织造技术的最高水准。也让人们能找到《说文解字》中的“蜀”字形象，即葵中蚕也。它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汉代将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和甘肃南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为“西南夷”。这种称谓当然是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而历史在发展，我们应该以当代人的眼光去理解“讨南羌”这几个字，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该为将它解读为“打通中国西南的国际大通道”。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时，他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他为些土产是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这里面有两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细节，一是张骞不知道身毒国在什么地方；二是张骞认识四川的土产。这看似两个简单的问题，但它们使张骞产生了这样的判断，即是大夏在中国的西南、身毒在大夏东南，因此从长安南下一定能打通一条通往身毒国的通道，而这条道是可以避开羌人与匈奴的。
张骞的判断虽说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事实有些不相符，但在他回国后，汉朝政府还是迅速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乃复事西南夷”。很快，他率领了一去队伍来到了今天的四川宜宾，在那里，他将自己的队伍分成四个组，分别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据一些学者的说法，其中的一支还到了今天的越南。虽然没有打通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西南通道”，但对汉王朝及后来的朝代对我国西南地区的控制的贡献是巨大的。因此，作为一种宣传的口号，“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疆”才当时最为现实也最为真切的需要。
